秦海松生来就不一样黄金配资门户网。
他的身体总是蜷曲着，双臂向内弯着，手指不自然地绞在一起。走路时，像一张绷紧的弓。他不会说话，只能发出含糊的音节。
2025年8月6日，山西省长治市平顺县黄崖沟村。正午的老槐树下，矮桌支起，秦海松和七八个村民围坐着吃午饭，手擀面浇着西红柿鸡蛋卤，几碟各家带来的小菜摆在当中。秦海松筷子握得很紧，吃得很快，面条不时挂落嘴角。旁边的村民夹了个鸡腿放进他碗里：“慢点，都是你的。”他点点头。
这样的场景，在黄崖沟村已持续了二十年。
安稳的日子之前，是近三十年的寒冷、饥饿与匮乏。七岁前，秦海松和同样患有智力障碍的父母一起生活。父母相继离世后，他被大伯夫妇收养。然而，2003年，秦海松三十岁时，大伯大娘也去世了。他彻底变成孤身一人。
在贫瘠的山沟里，一个无依无靠、没有生活能力和经济来源的残障人，命运似乎早已被写定，直到时任村支书的桑春玉找到了秦海松，给了他一个临时的安身之所。此后二十年，这家端碗饭，那家添件衣，村民们轮换着照顾，托住了他原本飘摇的人生。
如今，五十一岁的秦海松正步入老年，照顾他的村民也渐次老去。大家的愿望只剩一个：“陪着他，再久一点。”
8月7日，秦海松向大家展示自己的新衣服，张嘴大笑。新京报记者 咸运祯 摄
外庄来了“傻孤儿”
沿着黄崖沟村主干道一直向前三百米，有一扇不起眼的铁门。顺着台阶下去，是一排水泥房，第三间便是秦海松的住所，这里原本属于村大队，后来村里免费提供给秦海松居住。
小屋不足十平方米，昏暗的光线只能勉强照亮一半。地上堆着几个装过化肥的塑料桶，桶壁覆着经年累月的黄褐色污垢。靠墙的麻袋里，整整齐齐地码了上百个塑料瓶，几乎占满整面墙。墙的另一侧，摆着一张木板床，是秦海松睡觉的地方。
他的日常简单而规律。早晨六点准时起床，披衣出门，到相熟的村民家吃饭，一日三餐，顿顿不落。饭后，在村巷里慢悠悠溜达，看鸡啄食，听狗吠叫，偶尔蹲在树荫下发会儿呆。傍晚，回到自己的小屋。“吱呀”一声推门，一天过去了。
离小屋百米，有个水泥砌的方池子，那是秦海松最爱去的地方。据附近的村民说，自从他知道废品能换钱，就日日在村巷里转悠，四处搜寻。渐渐地，家家户户喝完饮料，用完纸箱，都会放在池子里，留给他捡。
八月的黄崖沟，连翘熟了，层层梯田浮起一片金黄。种植中药材是村民们一年里最要紧的营生，立秋这天，天刚蒙蒙亮，家家户户就背着干粮上山采摘了。
秦海松没跟着上山。他沿着村道缓缓踱步，眼睛像“雷达”一样，扫过每一处草丛。发现塑料瓶，弯腰拨开杂草，一个个捡起来，在衣襟上蹭蹭土，拢在怀里。直到怀里垒得满满当当，再塞不下一个，才满意地转身往家走。
村民们帮秦海松捡塑料瓶。新京报记者 咸运祯 摄
时隔二十年，时任黄崖沟村村支书的桑春玉仍清晰地记得初见秦海松时的场景。
那是2003年冬天。秦海松大伯的猝然离世。秦海松的大娘实在无力抚养侄子，找到了桑春玉，求他想个办法。
太行山的冬天来得很急。山风刮过房顶，会把昨夜新积的雪末卷起来，扑簌簌打在窗上。以前在冬天，家家户户都在窗户上贴明纸挡寒，只有秦海松家的窗户空着。桑春玉回忆，他还没进门，就看见屋角蜷着个人，瘦削的秦海松穿着一件破夹袄，脚上的布鞋糊满泥浆，脸上的胡子和头发结成块。看见陌生人到访后，躲闪胆怯地盯着人。
“冷吗？吃饭没？”桑春玉蹲下身问。
秦海松抬起头，瞪着一双眼睛，没出声。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摇摇头，双手来回比画。
在久远的过去，秦海松和同样有智力残疾的父母生活在距离黄崖沟村两公里以外的白荆树凹自然庄。据村里人回忆，一家三口鲜少与人来往，也很少见他们生火做饭。
关于三个智力残疾的人如何度日，至今没人说得清。直到七岁那年，秦海松的父母相继离世后，大伯才把他领回家照料。秦海松的大伯家有四个孩子，两个进城谋生，两个有明显的精神残疾。尽管日子过得艰难，夫妻二人还是把三个残疾孩子拉扯长大。
“傻孤儿”连同那间漏风的土屋，在桑春玉心里搅起一阵酸楚。“你完全想象不到那个样子”，桑春玉家也并不宽裕，仅靠微薄的工资和地里的收成过日子。但放任不管又实在揪心。
最终，桑春玉还是找来一辆人力三轮车，装上秦海松的全部家当——150斤玉米、一床旧被褥、一个褪色的红木箱，还有一个破旧的绿柜子。连人带物一起拉回了黄崖沟村。
黄崖沟村坐落在太行山山脉上。新京报记者 咸运祯 摄
“挑粪协议”
“好人”并不好当。
桑春玉最先要解决的，是给秦海松找个落脚的地方。他想到妇女主任程变莲家有间闲置的小屋，便上门说明情况。程变莲面露难色，桑春玉站在一旁，带着恳切等待答复。半晌，程变莲勉强点头应允。
虽然暂时住下了，但同住几日后，问题显现了。程变莲发现，秦海松不讲卫生，吃饭时总是迫不及待地伸手去抓食物，只顾埋头吞咽，沾得满身都是也浑然不觉。“实在太脏了，有点受不了。”程变莲坦言难以适应。
消息像风一样在黄崖沟村传开了。村民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议论，有人特意绕到程家门口张望，也有人刻意避开。桑春玉挨家挨户地走，烟递了一支又一支，动员大家搭把手，轮流照顾秦海松，但应者寥寥。
桑春玉又组织全村35户村民代表聚集在村委会，讨论如何安置这个外来的“傻孤儿”。争议随之而起，村民们的意见大致分为两派，一部分村民不愿接受，各自诉说难处，提议将他送往福利院。少数人则认为他身世可怜，应该拉一把。
黄崖沟村，一个典型的北方山村，地处晋豫交界，县域内群山连绵，森林覆盖了大部分土地。每到深冬，大雪封山，村民们会一直猫冬到来年开春。2010年以前，全村九十九口人散居在五个自然庄，男人们种柴胡、连翘、黄芪等中药材，女人们打理着不大的玉米地，日子并不宽裕。
桑春玉心里明白，糊口不易，家家户户“勒紧裤腰带”过日子，把照顾秦海松的担子强加给村民，确实有失公允。但秦海松的情况摆在眼前，“三十来岁的人，连口饭都吃不上，送去县里的养老院又需要钱。”他只能继续挨家挨户说服大家，立场很明确：“让他活下去”。
这些只是黄崖沟村民救助秦海松的冰山一角。桑春玉不愿再提，只是摆摆手：“那时候，各有各的难处。”
最终，村委会腾出一间旧屋，支起一张木板床让秦海松住了进去。村干部们凑钱置办了被褥、锅碗，又备好米面粮油，盼着他能学着开火做饭，尽量自理。
但独立生活对秦海松来说十分艰难。大部分时间，他煮一锅玉米粒连吃好几天，馊了也照旧往嘴里送。焖饭时，水放得时多时少，饭不是夹生就是糊烂，吃不完就搁着，发霉就扔掉再煮新的。有次，秦海松见邻居擀面条，他也学着做，抻出来的面条又厚又宽，下锅一煮，全成了面疙瘩。
渐渐地，村民们的态度也有所松动。大家出门时，总会绕道经过秦海松的屋前看一看，灶膛里火快灭了，顺手添几根柴；水缸见底了，就帮他打满。秦海松的小屋里也开始多出了一些东西——一碗腌菜、几个馒头或一碗热腾腾的面条。
“他不讨嫌，”桑春玉这样解释村民们的转变。有人送来食物、衣裳，秦海松从不假意推辞，也不过分热络，只是低头接过碗，先指指碗，再指指对方表示感谢。有一次，一个村民给他送来饭，他顺手在路边摘了朵野花递过去，咧开嘴大笑。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2005年中秋前夕。
黄崖沟村再次召开村民大会，商议秦海松的照顾问题。桑春玉再一次提出轮流照顾秦海松的建议。这一次，无人反对，全村35户，26户当场认下差事，议定以两天为期，轮流照管他的饮食起居。
为保承诺不落空，村里立下了一份独特的契约——“挑粪协议”。协议写明：轮到谁家，若让秦海松吃不上饭或受了委屈，就得给全村挑一个月大粪。这份带着“味道”的约定惹得众人哄堂大笑。
笑声落下，大家轮流在纸上按下了手印。
今年八月，一名前来探访黄崖沟的志愿者为秦海松和照顾他的村民们拍摄了合影。新京报记者 咸运祯 摄
二十六个“家”
桑春玉的抽屉里收着一个蓝皮记事本，纸页已经泛黄卷边。上面用蓝黑墨水工整地写着26户人家的名字，后面跟着日期，这是二十年来雷打不动的轮值表。
秦海松熟悉村里的每一条小路，方向感很好。黄崖沟村被一道深沟分成东西两片，但他总能准确地找到当天该去的人家。到了该换户的日子，他起床就往外走，从未错过。
他不会说话，但有独特的表达方式。有时，村民见他在路上走，比画着问去哪，秦海松会在肚子前比画出一个圆鼓鼓的轮廓——那是老支书桑春玉的标志性体态。见众人发笑，秦海松也跟着笑。
8月6日，早上七点，村民桑建国正往滚水里下面条，案板上摆着两个西红柿，旁边碗里盛着刚打匀的鸡蛋液，这天轮到他家照顾秦海松，他特意早起准备早饭。桑建国说，因为常年饥饱不定，秦海松的胃很弱，硬的东西吃了不消化，唯独面条最合他胃口。所以不管轮到谁家，大家都换着法子做面，清汤的、打卤的、炝锅的……
面端上桌，秦海松已经在条凳上坐好。他习惯性地把衣领往上拽了拽，俯下身子，几乎把脸埋进碗里。他吃得很专注，不一会儿碗就见了底。
山里的日子简单，甚至有些枯燥。农闲时，村民们会教秦海松做些简单的活。他最爱劈柴，抡起斧头能劈上一整天，木屑飞溅中，柴火垛渐渐堆得比人还高。桑建国家有个老式木工刨子，刨刀已经磨得发亮。秦海松学会刨木头后，常常蹲在木墩前，一遍遍把木料刨得溜圆。
起初，桑建国不明白他为何对这些事情如此着迷。后来，他发现，这些重复的农活于秦海松而言，就像孩童找到了心爱的玩具，可以一直玩，很专注，每一斧每一刨都是纯粹的快乐。
比起许多无依无靠、生活在农村的残疾人，秦海松幸运得多。
王先梅是长年照顾他的村民之一。二十年来，除了轮值期间负责一日三餐，偶尔她和丈夫去镇上，看到合身的衣裳，也会捎带一件给他。老伴儿的体型和秦海松相仿，家里收拾出来的旧棉袄、单褂子，洗晒干净了也往秦海松那儿送。
年轻人返乡，村里最热闹。每逢过年，王先梅家总要给秦海松留个位子。他喜欢挤在年轻人堆里，看他们贴春联、剁馅包饺子、放鞭炮。爆竹声响起来，他捂着耳朵转圈，跟着拜年的队伍一家家串门，一圈下来，兜里塞满了花生糖果。
在王先梅眼中，秦海松的心智状态像十来岁的小孩，自尊心也很强。心情好时，会主动帮自己做些家务农活，用高粱穗扎成扫帚，挨家挨户地送。但智力残疾，有时也让他难以控制情绪。当感觉到要求未被满足、旁人说话声调高了，或是想吃的东西没吃到，也会突然闹脾气。
善意背后，并非全无压力。
黄崖沟村现任村支书宋光平记得，秦海松的屋里原本有灶台和煤球炉，他总摆弄柴火。后来村里担心出事，给他装了电暖空调。入冬后，秦海松一进屋就打开开关，整夜不关。电费单每月送来，两三百多块的电费，是普通村民的四倍。这笔开支，多年来一直由党支部副书记申广军垫付。
在村里轮流吃饭时，秦海松看着男人们相互递烟，渐渐也学会了用指头夹烟。一来二去，也染上了烟瘾。常有村民碰见他就说：“抽烟不好，别抽了。”秦海松听了，只是笑笑，烟卷依旧歪斜地叼在嘴角。到了十月森林防火季，不离手的烟卷便成了村干部的隐忧。他们不得不轮流跟着秦海松，生怕他随手一弹的烟头引发山火。
依据2011年《残疾人残疾分类和分级》国家标准，秦海松属于智力残疾三级，智力水平明显低于常人，能进行简单交流，生活部分自理，但仍需他人协助照料。宋光平介绍，2015年，村里为他申请了五保户供养待遇。这笔供养金如今涨至每年九千多元，由村委会代管，只在住院、镶牙等大事上动用过，平日吃穿用度，全由村民们义务帮衬。
秦海松坐在王先梅家的沙发上，自然地拿水果吃起来。新京报记者咸运祯 摄
“多双筷子”的小事
温情背后，故事有更多层面。
今年七月，一位短视频博主将镜头对准了黄崖沟村的故事。随后视频在社交平台走红，瞬间激起了无数涟漪，震撼、惊叹、感动、泪水——有人从中看到了26户村民接力照料智障孤儿秦海松的情谊，也有人由此念及自己留守家乡的父母。
如同无数个“空心村”，生活在黄崖沟村的村民靠山吃山，年轻人则不愿意重复父辈面朝黄土的命运，大多像候鸟般迁徙进城，只在年节匆匆归返。留下的老人，守着故土的情结，继续以土地为生。
天气好的时候，老人们三五个聚在村口，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今年的收成、孩子的工作、孙辈的学业。但更多时候，他们独自坐在家里发呆。有限的社交之外，他们常因缺乏交流而陷入不同程度的“社会脱节”。
在黄崖沟村，生活如同山涧溪流，缓慢而固执。而秦海松的出现，像一道缝隙，悄然撬开了老人们长久封闭的精神世界。
王先梅的手机里存着儿女的号码，但极少拨出。每到晚饭时分，她常想着孩子们到没到家，吃没吃上饭，拿起手机犹豫再三，又放下，生怕打扰了孩子们的忙碌。大多数时间里，屋里静得只剩下挂钟的滴答声，她独自枯坐，提不起精神收拾，也懒得正经做饭，饭桌上常是半碗挂面、一块馒头，就点剩菜，或者干脆省下一顿。
春节，是家里少有的热闹光景。年关将近，王先梅夫妇早早一个月就开始张罗，去镇上买肉买菜，变着花样做饭，烟囱从早到晚冒着烟。饭桌上，她忍不住把村里的大小事絮叨一遍：谁家儿子娶了媳妇，谁家又添了娃……但这种热闹很短暂，儿女一走，家里又只剩老两口对坐无言。
秦海松的存在，反倒成了王先梅生活中难得的期待。
“明天海松来，买点水果，然后去菜园摘些新鲜西红柿，海松爱吃。”这样的对话，在王先梅家时常出现。
照料海松，让她感觉村里还有一个需要自己惦记的人，一种被需要的价值感悄然滋生。于是，脸上的笑容多了，人也精神起来。更具体的表现在，王先梅愿意收拾院子，也愿意生火做饭了。“自己懒得做，海松来了，总得弄个像样的菜吧。”她常对丈夫念叨，只要海松愿意来，多待一会儿就很好。
起初，王先梅觉得给秦海松做顿饭、搭把手，不过是“多双筷子”的小事。后来，她渐渐觉察，自己与这个心智如孩童的外来户之间，在日复一日的留守时光里，早已生长出难以言说的牵绊，彼此依靠，成了对方生活里一份沉甸甸的念想。
离王先梅家不过百米，桑建国也有着相似的感受。
秦海松不来吃饭的日子，桑建国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饭桌上，电视机兀自播着新闻或电视剧，老伴把菜往他面前推了推。两人各自埋头吃着碗里的饭，屋里只剩下细微的咀嚼声。有时煮面条，他会习惯性地多抓一把，面下了锅才想起来，海松已经回去了。
桑建国记得，自己的老母亲在世时，待秦海松如同自己亲生的孩子。老人一生节俭，唯独对海松格外大方。她的柜子里，总备着留给他的水果、芝麻糖，还有常用的胃药、感冒药。空闲时间，时常给他纳鞋底、缝衣裳。海松不会说话，就安静地坐在她身后，像个影子，寸步不离地跟着。
几年前，母亲离世。出殡那天，桑建国在地上画了个方格，又指了指天，向秦海松解释：妈妈不在了。说完，桑建国沉默了，“海松听完，也愣住了。”忽然，毫无预兆地，秦海松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桑建国向前来的记者展示秦海松送给自己的镰刀和扫帚。新京报记者咸运祯 摄
“大伙儿都老了”
时间无声流淌。
秦海松已五十一岁，正步入老年。除了偶尔发作的胃病，身子骨还算硬朗，只是神志时而清醒，时而糊涂。
衰老的痕迹，也同样落在照料他的乡亲们身上。桑春玉感受尤为真切。前几年还能独自扛起一袋四十斤的面粉，如今需要人搭把手。和人说话，得侧耳凑近些才能听清。看报纸时，手臂得伸直了，字才能落在合适的距离。最让他懊恼的是，有时话到嘴边，熟悉的人名却怎么也想不起来。
“大伙儿都老了。”桑春玉后来对宋光平念叨，智力残疾的秦海松，生活本就异于常人。当这些日渐年迈的照料者无力支撑，他晚年的担子又能落到谁肩上？桑春玉心里明白，可以预见的是，乡亲们老的老、走的走，终有力不从心的一天。
两人合计一番，眼下似乎别无他法。只能靠村民继续照应着，过一天是一天。秦海松的五保户补助金，先攒起来，将来或许能送他去养老院。只是这笔钱能否支撑晚年开销，秦海松又能否适应全然陌生的环境，仍是未知之数。
秦海松的困境，并非孤例。
在更广阔的乡村，类似的境遇相当普遍。7月16日，国务院新闻办政策吹风会上，农业农村部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司司长唐珂指出：我国近80%的持证残疾人生活在农村。
黄崖沟村民这份自发的温情帮扶，也像一面镜子，映照出农村残障人士普遍的生存困境——他们往往难以走出固有的环境，只能在有限的社会支持中竭力生存。
残障群体救助问题，近年来在全国两会上持续引发关注。长期聚焦该领域的全国政协委员刘卫昌，在连续三年提交相关提案后，于2022年两会上再次建言——推动建立“重度残疾人集中托养服务”。
刘卫昌指出，国家扶持政策虽不断完善，但与整个残疾人群体的实际需求相比仍有显著差距。他呼吁，尤其需要政府层面关注，出台政策实施集中托养，确保必要照料与支持。国家层面也正持续推进相关试点。
探索已在一些地方展开。2016年，河南省驻马店市上蔡县大路李乡率先建立“重度残疾人托养中心”，采用政府兜底模式，照料30名重度残疾人。至2020年，该县此类中心已达32个，惠及附近村镇606个贫困残疾家庭，切实缓解了照护压力。这一实践，为完善乡村残疾人保障体系提供了重要参考。
黄崖沟村的故事传开后，村里开始热闹起来。记者扛着摄像机，志愿者提着慰问品前来，秦海松也跟着忙碌起来。
有人来访时，他总要凑到最前面，佝偻着背，耳朵几乎贴到说话人的嘴边，眼睛一眨不眨地听。等对方说完，他急切张嘴，却只能发出“哎、啊”的短促音节。看到有人举起手机或相机，他会立即挺直腰板，摆好姿势，然后自己先笑起来，肩膀笑得一耸一耸的。
8月8日一早，一辆白色面包车停在村口，志愿者们说要带秦海松下山，到镇上买东西。桑春玉不放心，也跟着上了车。车子缓缓驶上蜿蜒的山路，秦海松“咿呀哇呀”地哼着，不时回头张望。桑春玉转头看他，两人相视而笑。
那一刻，阳光透过车窗洒在两人身上，没有一丝愁容。
新京报记者 咸运祯
编辑 陈晓舒
校对 杨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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